2008年被称为中国家居业的“拐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对房产的宏观调控、《劳动法合同法》的颁布、建材原材料及人工费用成本压力的剧增等使中国的家具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中国家具产业将何去何从？家具企业规模化、机构化路在何方？如何消化涨价成本？资本魔方如何运筹帷幄？……一系列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介于此，浙江省家具协会主办的浙江家具业年会已于2008年11月15日于中国美丽竹乡安吉举行，本次年会将以行业企业高层领导座谈会的形式开展。浙江利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祝伟华、东莞名家具俱乐部理事长尹成枝、圣奥集团董事长倪良正、浙江顾家工艺沙发制造有限公司副总裁顾江生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在业界被誉为“椅王”之称的浙江利豪家具有限公司赞助与协办，并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到场演讲，向各企业讲解分析国家最新政策下家具企业的发展之路、以及美国金融海啸对中国实体经济和家具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其后，还将举行交流座谈会，讨论包括企业转型、流通领域的洗牌和渠道建设、“过冬”和“拐点”、品牌建设在内的多个主题。
以下是本次会议的现场实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解读解读金融海啸高峰论坛
主题：解读三中全会；美国金融海啸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今天是全世界最关键的一天，如果国际上大的对冲基金持有人悲观再赎回，国际市场还会出现剧烈下跌。刚才主持人讲了温总理一句话，在当前动荡情况下，信心比金子更重要。对于我们家具行业来说，我更多是以一个用户的身份。十年前我在浙江工作过两年，那个时候很多现在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家具企业当时还很小，就是这十年机遇获得了快速发展，所以更多作为一个用户给大家提一些建议。我主要讨论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现在通常口径认为停不下来，而且按照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说法“百年一遇”，所以我今天就讲两个字：危机，讲一个小时的“危”，讲一个小时的“机”，这是中国古老文化里面内在的辩证法。
国际上大型的企业、优秀的投资家，他们崛起都是在大危机中崛起的，发展比较平稳的时候，各家企业都差不多，还成就不了大的企业、大的投资家，只有大的动荡才有这种可能。剩下半个小时刚才跟主持人说了我跟大家共同交流讨论。我除了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之外，我也是我们国内很知名的一个证券公司国信证券的董事，今天我们国信证券研究所负责人杨红兵先生也到了，我刚才说在互动的时候请他一起来，他说看现场的气氛，如果待会儿我讲完了大家掌声比较热烈，他就上来了，掌声不够热烈，他就坐在第一排不上来，所以等一下开始进入互动环节的时候，大家掌声要足够热烈，他才肯上来跟大家交流讨论。
首先讲第一个字，我们从9点讲到10点，危。百年一遇的危机，那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在我们已经有的工作经验里都是没有见过的，在美国本土通常只跟1929年-1933年当时的大箫条相比，之前我们研究过了美国近百年每一次的金融动荡，从它的严重程度看，那就是29年到33年，现在金融界研究历史进行比较，不仅上国际上是这样，国内我们的领导也是这样，你觉得这次情况跟97年相比怎么样？跟89年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也提倡大家在面临大危机的时候做历史比较。我为什么敢给大家做一个预见，危中见机。不要说长的，近30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成绩，我们不希望碰到这么大的外部压力，但是每一次中国的经济改革上一个新台阶，都是碰到大的压力的时候才做出的，很多重大的改革措施没有重大的压力面前我们可能还会犹豫、还会观望。在98年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很多领域的改革是急风暴雨式的推进，我们今天有银行的领导也来了，大家感觉到97、98年我们国家的银行，那个时候银行业绩、经营状况、不良状况是绝密，只要把这个信息拿出来，那是要处分的。今天我们变成全世界大的上市银行，年报供大家随便查阅。大家想在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最高决策者正是看到东南亚这些国家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大量的包袱，不可能轻装上阵，下定了很大决心，不良资产剥离。没有东南亚危机这么一个大的危机给我们领导一个最深刻的危机演示，下不了这个决心。国有企业减能增效、改制上市98年启动，农村粮食价格的改革，城市的住房制度改革，98年面临大的危机意识到这个重要性之后，99年住房制度改革，这是对我们家具行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改革。
我们99年住房制度改革，2000年中国经济走出低迷，从2000年到2001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强劲的增长，8年。那我们家具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得益者。昨天晚上我们还讨论了这个事情，我们从建设部掌握的数字130亿平方米已经建成的住宅在过去8年时间，按照均价3000元/平米算，40万亿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它不仅仅是它本身，这40万亿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财产，比股票还重要。股票毕竟还是小一部分人，像国信证券杨总这样一小部分富人玩的游戏，但是住房大部分人都有的，前后带动了中国内需发展扩张。
再往前看，89年之后国际国内的供余变化，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大压力，那个时候浙江的企业家可能也有感受，但是没有90、91年经济的调整和对形势稳定判断，小平同志也不会果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目标。
再把时间往前一点，说29年到33年西方这些国家风声鹤唳，出现了很大危机，我们当时中国怎么样？结果我们从历史数据研究比较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在1929年到1933年这样全世界大的金融动荡里面，走势非常好。让我们感到很迷惑的一个事情，在1929年到1933年，中国也谈不上什么财政政策，也谈不上什么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当时非常良好，跟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民族资本家有非常强的灵活应变能力，而且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高度的开放和竞争性，那个时候既有上海的洋银行，汇丰、花旗，也有中国本土的银行，还有钱庄、当铺，各种金融机构竞争，使得在西方国家经济箫条的时候，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大幅下滑的时期，货币市场很宽松。
我这段时间在香港调研，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华尔街还是香港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过去美国或者香港这样的成熟市场，我们要培养一名能够直接做投资、做决策、下单交易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管理人员，最少需要5-8年，熟悉不同的市场，如果主要做中国或亚洲市场，大家在香港东京转一下，再熟悉一下宏观策略、熟悉一下行业，还有到风险管理部门轮岗一下，还要到交易部门下下单、找找市场感觉，在过去20年美国大的牛市里面，经过这样培养出来的基金经理比较稳健，胆子比较小，所以始终风险防范比较强，这样他的资产回报排名总不是太靠前，所以不断被换下来，越换越年轻，当然年轻也没有什么坏事，奥巴马也是40多岁当了总统。
投资需要一些历史眼光，所以在一个大牛市里面，最勇猛的投资者是获利比较多的，直到金融危机的爆发，最近发现他们在一年里赔的钱比他们过去就业以来打工挣的钱还要赔的多得多，比如美林，他这一年他的交易部这一个部门赔的钱是过去30年利润总和的1/4，他们很快就洗心革面，重新换人，换哪些呢？还得要找那些见过金融动荡的人，最近的一次动荡应该是在87、88年的洗牌，当时当基金经理，现在50岁了，如果29年、33年当基金经理，现在还活着的，那就是80多岁的老头了，只有巴菲特、索罗斯。所以现在要把他们请过来，那在华尔街又开始都是白发苍苍的人。我们国内的基金行业也一样，我也是中国证监会基金评审委员，我们每年做一次年度业绩检查，在牛市里面，老油条不行的，太稳健了，就是那些敢重仓、集中仓位做一只股票的基金公司，业绩排名靠前，但是今年再看，要从前面10%的这些基金要在最后10%里面去找它。
我们一样要有类似的历史眼光，在座各位成长到今天也是经过千千万万淘汰洗礼走出来的，我们要回过头想一下我们自己在97、98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有哪些成败得失。从我们自身经验教训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有参考价值的答案，特别是经过市场完整的周期的洗礼，我们现在大家谈资本市场，在过去一周中国资本市场，深圳和上海上涨10%以上，上海13%，深圳11%，应该说是这一轮调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周，视为摆脱了美国次贷危机动荡走出独立行情的一周，到底下一步怎么发展，大家要用历史的眼光来做比较，在我们投资界大家都非常关心巴菲特，巴菲特10月16号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号召抄底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在经历市场大的动荡的时候，应该想起这样一个伟大的投资家，他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他有很多名言，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他说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谁没有穿游泳裤。过去牛市里面谁都挣钱，很多基金经理跟我讲家里保姆买的股票涨幅比他精心调研的蓝筹股涨的还要多，2007年上半年就是这样，在这个潮水退去，我们才知道谁没有穿游泳裤，家具行业也是一样的。第二句名言是等台风来的时候，猪都会飞。大市好，做什么都可以赚钱。第三句名言，他跟投资者说如果你要参加一个牌局，你看不出这个牌局谁是挨宰的，那就是你了。因为你自己对这个市场的产品都不了解。
基于这么一点看法，我想给大家讨论一下次贷危机对我们的冲击跟历史做比较。我个人判断比97金融风暴要大，所以这个“危”我们要理解充分，知道它主要的渠道，传导的影响。但是我们跟98年那个时候比，我们可打的牌也是非常多的。发改委一个部门前一段时间经常讨论，我说我不太喜欢你们在报告里面说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宏观决策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写的特别深沉，不特别因素比较多。我说现在什么东西不确定？基本都是确定的。投资回落是确定的，出口回落是确定的，消费回落是确定的，资本市场大幅缩水也是确定的，房地产调整确定，GDP迅速回落确定，只有政府怎么出牌、怎么出招还是不确定的。这里面蕴含了很大的机会，但是关键是我们要对这个次贷危机对我们影响有多大要有一个充分认识。
目前我自己从接触的情况来看，跟家具协会、利豪集团印给大家的报告一下，到纽约、香港、上海、北京，我感觉恐慌程度不断下降，在美国、在华尔街，金融界的朋友和经济界的说美国今年4、5月份以来天塌了，完了，恐慌。香港的朋友是国庆之后觉得天塌了，怎么过一个国庆节，回来上班后气氛就这么恐慌，内地现在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的危机，反应不够充分。我们大家知道11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通过扩大内需的十大举措，这个十大举措措施是空前的，温总理在讲话中提高扩大内需，有十六个字，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为什么做出这么悲观的预期，那是因为9、10月份次贷对中国的冲击充分开始在很多方面涌现，引起了决策者高度的关注，10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公布下来，从9月份11.5%大概降到10月份的8.2%，如果按照这个工业增加值推算的话，当然以国家统计局公开数字为准，GDP增长可能降到6%左右，因为只有百分之八点几的工业增加值。这次中国资本市场调整的幅度之大，那比美国市场大的多，美国再怎么跌，他9000多点，我们从6100点跌到最低1600点，幅度非常大，这是奥运会新的一块金牌——高台跳水。背后其实反映了香港和中国金融市场调整幅度显著的大于美国市场，显示了投资者对即将到来的调整的一个非常大的担忧。在香港市场有些行业比如说内地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股票，跌到每股净资产的1/10还不到，这种估值是假定房地产行业全面崩溃的假定。
我们再大致评价一下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要大于97年的金融风暴，我们做这个结论如果决策者认同，那我们政策含义就非常明显了。如果它冲击比上次大，这次采取的政策力度也必须比上次大。比如说上次我们把利息降到了多少？98年存款利率最低是1.98%，如果我们这个判断成立，可能利率一直要降到比这个还要低。当时的财政投资规模和现在相比，当时还要大。
我们说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比98、97年风暴要大，几个方面供大家参考。第一，这次全球性的，是我们的目标市场出了问题，我们主要是出口欧美市场出了问题，发达国家也好不到哪去，发展中国家也好不到哪去，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欧洲寄予很大期望，现在看来欧洲要恢复起来比美国还要慢。我们跟美国方面一些政府官员交流，他们说我们比欧洲好，为什么？我们调整起来，手起刀落，调整的快。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说现在我们的财长和央行行长这两个人是比较不幸中的大幸的组合，保尔森原来是高盛的主席，那是华尔街风暴始作俑者之一，高盛是华尔街最大的投行，他知道这个内部矛盾出在哪里。伯南克，伯南克在接任之前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以研究29年到33年大箫条才成名，我们现在做金融研究，研究大箫条引用他的文章是最多的。他对1929年-1933年当时政策上很多失误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说碰到这种大箫条，货币政策应该怎么办，应该把利率果断降到零左右。比如说大量的印钞的。日本的问题是只降利息，没有数量工具，只用价格工具降利息，没有把票子印出来。利率降了之后，钱就在银行系统打转，到不了企业手里，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把钱运给企业，让经济云抓起来。
大家看看现在美国做的快速反应，基本上就是当年研究的这些工作。我经常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跟领导交待需要用比喻，领导就容易理解一点，我们把金融危机比喻成一场牌局，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摊牌，打不下去了，我们几个人打牌，有一个人亏太多了，说算了，看赔多少，算帐。摊牌之后，第二阶段洗牌，玩不了了，换人。谁有实力谁上，或者两家合成一个重新来玩。第三个阶段，刚才弄得大家玩不下去，打牌规矩重新定一下，重新定规则，重新发牌，再来打牌。我们现在评价的话，在美国现在以金融行业亏多少，出了多少问题，基本上摊牌摊的差不多了，实体经济的摊牌刚开始，欧洲这个金融也在后面，他的摊牌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开始。今天召开的十五国的全球金融首脑峰会，说是试图想重新定规则，那是第三个阶段的事，我个人的判断现在充其量把各国的意见说一说，救市的意思大于重新定规则的意思，到底影响多大还暴露不充分，全球的金融行业、实体行业重新并购还没有启动，到第三阶段可能还需要延迟一点。
转载自：世界家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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